与此同时，在海州大教堂的休息室内，这场女皇大婚的预定主持者，刚刚远航了半个地球，从欧洲赶来东方上任的耶稣会教士，新任的日本大主教芬达杰洛斯，正在会见一位德高望重的客人。
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十七世纪的上半叶，是一段屡遭挫折的沮丧岁月。
从马丁路德正式宣告新教诞生，到现在这个时候为止，欧洲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文攻武斗，浴血厮杀，已经足足持续了一百多年，期间有过无数次的反复争夺和互相拉锯，让可怜的欧洲人几乎要流干了血。
新教依靠大航海时代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借助宗教改革的时代大势乘风而起，并且利用天主教阵营的腐朽和分裂，一路狂飙猛进，不断攻陷一个个国家的信仰阵地。不肯走进坟墓的罗马教廷则联合欧洲传统封建势力，特别是西班牙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动反宗教改革运动，稳住剩下的核心地盘，搜罗狂热信徒充当嫡系部队，利用异端裁判所加紧镇压新教徒和其他异端，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并且从军事和政治上对新教势力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反攻倒算，企图让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切恢复旧观。
然而，随着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的尘埃落定，天主教会最后一次彻底扑灭新教异端的努力宣告失败，教皇也不得不低头正视现实，承认中西欧基督徒的信仰世界全面大分裂，无法再恢复往昔的统一盛况。
而与此同时，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结束了数十年的内政混乱，再次恢复战略进攻，重新在中欧战场和地中海上，对天主教阵营启动了排山倒海的攻势。挡在第一线的奥地利和威尼斯早已是左支右绌，节节败退。一旦这道并不厚实的缓冲带被撕裂，意大利和教皇国就要暴露在异教徒的弯刀面前。
如此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局势，还有年复一年不断缩小和失守的势力范围，让这一时期遭到新教和绿教夹击的罗马教廷上下充满了忧患意识，仿佛看到了昔日罗马帝国崩溃的景象，再一次重演于眼前。
在这样日渐不利的窘境之中，罗马教廷的作风变得越来越思想保守和手段激烈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宽容、理性的人文主义清风，早已消逝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残暴的宗教裁判所和疯狂的女巫狩猎。
为了落实执行上述的残酷战略，耶稣会应运而生，成为了天主教对抗宗教改革的重要法宝和利器。
跟本笃会、方济各会这些诞生于中世纪的老牌修会不同，耶稣会创立于新教诞生之后的1534年，内部组织严密，上下关系严格，缺少传统的仁慈精神，打击异端不择手段，经常参与各种阴谋诡计和血腥清洗，实际上就是教皇直属的情报特务机构，相当于教皇国的克格勃、摩萨德、cia或者阿萨辛。
据说欧洲近代史上的很多暗杀、屠杀和恐怖事件，都跟耶稣会脱不了关系，在法国，他们计划行刺波旁王朝开国大王亨利四世，但被告而失败。在英国，他们策划火药阴谋，差点儿炸死詹姆斯一世国王。在天主教阵营内部，他们也和西班牙葡萄牙的王室争夺利益，这是因为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侯力图用世俗武力控制教廷，而教廷则力图摆脱控制并反控制王侯。此外，三十年战争之所以会打得如此残酷惨烈，几乎毁灭了整个德意志，背后也有耶稣会企图借机清洗德国这个路德宗新教徒大本营，不断破坏和谈的缘故。
因此，耶稣会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堪称是臭名昭著，类似于3k党或纳粹，甚至被各国君王当作恐怖分子来查禁，即使是天主教阵营内部最虔诚的西班牙王国，最后也无法容忍耶稣会的猖狂行径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居然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公然煽动分裂，一度建立起了类似条顿骑士团国的南美耶稣会国！
最终，在欧洲各国君王的反弹之下，教廷不得不在十八世纪解散了耶稣会，虽然在十九世纪，耶稣会又再次复活，但此时已经是工业革命的年代，无论是耶稣会还是罗马教廷，都没有了当年的疯狂劲头。
不过，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大航海时代的耶稣会成员却是形象颇为正面，广受世人赞颂。
在十六世纪，鉴于新教势力已经在欧洲北部日益强盛，恐怕难以遏止。为了弥补失陷的信仰阵地，罗马教会做出一个战略决策，那就是利用地理大现的良机，派人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大力传播天主教信仰，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加天主教信徒的数量，最后凭借体量上的庞大优势，重新压倒欧洲的新教异端。
类似这样的战略，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已经有过一次成功先例在罗马帝国后期，虽然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国教，但罗马教会不过是帝国五大宗主教座之一，跟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宗主教平起平坐而已。然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之中，罗马教会依靠孜孜不倦地向各路日耳曼蛮族传教，促使他们逐一皈依天主教，从而极大地扩张了天主教的信仰人群和势力范围。最终使得罗马教会从曾经的五大宗主教座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信仰主宰，凌驾于所有的世俗君王之上。
因此，在面对新教异端的不断进攻之时，罗马教廷再次启动上述战略，也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于是，作为教皇的忠实追随者，耶稣会毅然向全世界派出传教士，凭着一腔宗教狂热，不惜冒着海难、瘟疫和战乱的风险，跋山涉水前往万里之外的异域传播信仰，他们在非洲向黑人传教，在北美向易洛魁人传教，在东亚的传教历史更是闻名遐迩，比如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日本的沙勿略都是耶稣会成员。
然而，虽然这些耶稣会传教士是凭着宗教狂热支持他们前往远方传教，但是他们的传教活动，想要在其它文明国家获得成功，光靠自身的狂热和虔诚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当地统治者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所以，那个年代来到东亚的耶稣会传教士，普遍以西方的先进自然科学、军事技术和绘画雕像艺术作为敲门砖，设法吸引东方上流社会的关注和喜好，从而潜移默化地传播信仰，因此在无形之中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其中混得最成功的几位耶稣会传教士，甚至成了东方君王的座上宾。
不过，在这个被数十万现代中国穿越者极大改变了的明末位面，面对着疯狂扩张、文明兴盛、技术先进、实力强横的“澳洲人”，来到远东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却陷入了左右为难和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