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耀文不以为然地说道：“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和铺垫，生意好是应该的。说起来也没有多好，两家店一共才卖了829件，离我预计的目标有点距离。”
昨天，开业剪彩仪式一结束，大新百货和国货公司的两家好运来门店同时开始营业，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卖到晚上八点半，销量只有这么一点，冼耀文并不是太满意，毕竟是开业第一天，且做了大量的铺垫。
如果按照这种销量进行预测，好运来在香港一年大概只能卖十二三万件，营业额到不了140万，按照0.74的毛利润率进行计算，一年毛利润百万左右，纯利再砍掉毛四成，仅依靠香港，两年半才能把中华制衣的投资收回，实在太慢了。
按照冼耀文的安排，只有香港和内地的营业额属于中华制衣，两地之外的利润与中华制衣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些实际属于持有品牌的朱丽叶公司，中华制衣只能分到一笔代工费，只不过到时候在公司从属和账目上会做点文章，以方便中华制衣上市后的股价冲高，但内部要清晰认识到区别。
内地充满了不确定性，香港一地的销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利润不仅要用于维持中华制衣日常运营，且要让账目看起来花团锦簇，一旦销量不佳，只能提高朱丽叶支付给中华制衣的代工费，以让账目好看一点。
这对冼耀文而言就有点亏了，要知道朱丽叶的利益全部属于他个人，而中华制衣不但要分给高管管理股，还要吸纳股东，利益是属于大家的，他只占其中一部分。
而且，一旦开始吸纳股东，账目自然要对股东公开，朱丽叶和中华制衣之间的操作瞒不住人，想让股东入彀，不仅要保证中华制衣未来的利润有保障，还要坦露一部分股市操作计划，不然谁会傻乎乎地入股中华制衣。
所以，香港一地的销量是重中之重，而内地的不确定性是用来给股东们赌的。
一个政策在颁布施行之前，需要吹风造势，冼耀文一直在关注内地几份有喉舌作用的报纸，暂时没有看到向工厂主、作坊主等“黑心资本家”开炮的文章，此时应该是处于坐待对手犯错的阶段，只要等到几个不长眼的赚黑心钱，问题就可以无限放大，把少数不诚信商人的问题扩大到一个阶级，国家借此机会重新掌握几十年被放任自流的经济命脉，走一条学习苏联的国有经济发展道路。
在全面国营化之前，还有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好运来在内地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就是这个发展空间，冼耀文要把“一定”营造成“无限”，只有这样，中华制衣在对外销售股份的时候才能对股价进行高估值，而将来发展空间的收缩或消失，只要精确的掌握时间节点，完全可以利用于股价的打压做空。
只要中华制衣不缺乏运营资金，只要冼耀文个人不缺乏资金，中华制衣的股价就算成为一坨屎，照样不影响企业运营，不影响几个品牌的衣服对外销售，冼耀文可以从容地对股市进行操作，来回拉升打压，卷上几笔钱，等股票成为废纸，把所有或大部分股份回购，退市坐等下次投机的机会。
又或者中华制衣这块牌子一次被玩烂，那也没关系，换块牌子，长城、黄河、秦始皇、佳宁，随意，老板的名字也可以换，陈松青、贾会计，要么干脆姓股，叫股民好、股阿敏、股葛兰，改头换面，还能接着玩。
“八百多已经不少了，生意会一天比一天好的。”苏丽珍安慰道。
“看最近这几天的销量吧。不说这个，昨天我听人提起刚上市几种新面料，我今天早点下班，陪你去裁缝铺看看，给你做几身新旗袍。”
“嗯。”苏丽珍欢快地点点头。
吃过早点，冼耀文并没有去中华制衣厂里上班，而是去了4A的办公室。
前一阵忙完好运来的设计，胡金铨就变得无事可做，但他并没有变得无所事事，反而比前一阵子显得更忙，他又不是木头，接私活这种勾当还是懂得，这一阵他从电影公司接了点画海报和绘电影广告的活，晚上在家做不完，只能白天带到办公室来做。
冼耀文到的时候，胡金铨根本没发现，全部心思都用在勾勒一张女演员的脸上，冼耀文悄悄站他身后看了一会，然后又安静地走到他自己的工位，拿出笔记本写写画画。
两个人就这样各忙各的，一个不知道另一个存在，另一个假装没看见前一个在干什么。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胡金铨累了，抬起头晃了晃脖子，余光才发现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人，慌慌张张灭掉手里的烟头，转头看向冼耀文，“老板，你什么时候来的？”
冼耀文头也不抬地说道：“小胡，八大胡同流传着一支窑曲儿叫《探清水河》，据说是照着一支江南小调填的词，你知道是哪一支小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