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写得快,必须先有大致的构思,坐在桌前再来想情节,就耽搁功夫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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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10点从图书馆出来,徐畅然并不急于回寝室,而是从百年讲堂那边绕一圈,在商店门口慢慢喝一瓶酸奶,甚至朝未名湖走去,构思明天的写作内容。
回到寝室后,拿出笔记录路上想到的一些要点,有时这项工作在校园里的路灯下就完成了。躺到床上后,也会想着故事情节,前面的内容有需要改写的,或者后面的内容出现了一个新想法……
第二天写作时也不急于写新内容,而是把昨天写的看一遍,修改一下,文笔上作些润色,写的时候速度太快,文字上处理比较随意,先花点时间打磨一下,全书写完后,再花几天时间进行第二遍打磨,文字上会比初稿完很多。
在报亭旁看到的那个建筑工人给徐畅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见到的几个买《狱后宫》的读者,可以说给他带来了心灵的震撼。
这门艺术,的确处于深刻的变化中。
十九世纪,在欧国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经常出现洛阳纸贵的场面,那是因为当时的出版物非常有限,报纸和是人们的主要物品,仅仅一百多年过去,人们的种类大大丰富了,相对来说落寞了很多。
揭示人性,揭示人的命运和展现社会生活中被屏蔽及被忽视的一面,同时带来情感方面的满足,这是原有的功能,虽然在今天这些功能仍然存在,而且没有其他物品可以完全替代它,比如电影和电视,虽然能部分代替的功能,但在深度和细微之处仍有不及的地方。
但这种功能已经相当小众化,人群越来越少,仅在大城市保留少部分感兴趣的人和相关研究人员,成为所谓“纯文学”,“已死”的说法也不断有人提出。
在陷入危机时,一些人提出了种种应对方法,比如有人说要增加的“信息量”,即指要包含丰富的信息,提供对社会的“真知”,可是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超过了所有的总和,所以提供信息量也不是办法。
并没有死亡,只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大家都说要讲故事,要把故事讲好,这个说法没错,因为听故事是根植于人性的一种需求,从来不曾衰减过。
另外,毕竟以语言为载体,人作为语言动物,对语言有天然的追求,语言具有感性、细腻、丰富、感、性感、深入传统、勇于创新等诸多特点,对人的吸引力高于其他文体,这也是存在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徐畅然一直注意对语言的打磨,不光是讲好一个故事,语言本身也能让人愉悦。
那个买书的建筑工人还让徐畅然想起了春节回家时,在火车上碰到的一个同座。
当时车厢里坐满了学生和打工者,都是在外忙碌一年回家过春节,徐畅然旁边坐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神情颇为自得,主动和徐畅然攀谈,得知徐畅然是大学生,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小伙子对徐畅然说,他在sx某地挖煤,是云州偏远山区人,在云州下火车后还得坐三个小时汽车,再走路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他告诉徐畅然,挖煤的收入还不错,一个月“一两千”,这个收入在云州地区来说,的确相当不错。
他说,挖煤的一两千人,每到发工资的那两天,厂区会来几百个女人,都是来赚钱的,非常热闹,就像过节一一样。有些人几天就会花掉一半月薪,只留下简单的生活费,其余的都花在女人身上和喝酒。
小个子自豪地告诉徐畅然,他在“那种事”上不怎么花钱,最多炒两个菜,喝点小酒,所以都存下来了,每年春节,他带回家的钱都有一万多。
徐畅然回想起火车上的小个子,心里想到,如果小个子不是在山区挖煤,而是在燕京的建筑工地上,也许他会出现在报亭,买一本。因为燕京做“那种事”需要很高的花费,不是挖煤工和建筑工人所能承受的,他们只得采取另外的途径。
这样一想,徐畅然又对自己写的这种产生了新的看法,不是揭示人性或者社会的真实,而是实际的需求,一个建筑工人买这种,不是搞精神文明建设,而是有实用价值,他把这本书带回拥挤的工棚里面看,一方面要看到符合他印象的现实,另一方面要让他感觉爽快,看上一阵后能放松身心,睡一个好觉,第二天打起精神爬脚手架。
徐畅然把建筑工人作为目标读者来写作这本,追求的故事性和流畅性,语言上也稍微弄得花哨点,因为这些买书的人多是初高中毕业,语言方面有伪浪漫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