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深圳。
汪曼站在胡氏姐妹理发店门前，对着玻璃拨了拨新做的头发，一头大波浪卷。
“好看吗？怎么感觉都不像我了。”
丁莉拨了拨自己小波浪卷，说：“总比我这个好看吧，我觉得我像tvb里那种外国法官。大波浪挺适合你的，哎呀，别看了，做都做了。”
“你们都好看，真的。新发型一开始看不习惯很正常，过两三天就习惯了。我刚剪短发的时候，丑爆了，还哭了一晚上呢。现在看也觉得短头发蛮好的，清清爽爽。”魏娟上个月剪了留了五年的长发，是三个女孩儿中唯一一个没有做头发的。
丁莉哈哈笑：“你还哭了？我可不哭，再丑也不哭，我花了钱还哭，更亏了。”
魏娟问：“你们要不要买护肤素？烫头发很伤发质的。”
汪曼看了眼手表，大喊：“来不及了，电影要开场了。”
丁莉皱起脸：“啊？我还想买一条牛仔裤的。”
“看完电影再说。”汪曼催促她们，“快走快走，还有十五分钟开场。”
“我们跑吧，快一些，到了还有时间买爆米花。”
在这座大城市最寻常不过的一条街上，三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儿欢笑着奔跑。
丁莉和魏娟是汪曼的同事，也是合租的室友。丁莉是四川人，比汪曼大一岁，魏娟是江西人，比汪曼小两岁。
她们来深圳早，汪曼刚来时，人生地不熟，又想家，两个女孩儿特别照顾她，走哪儿都带着她，帮她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1989年，汪曼第一次走出家门，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深圳。火车站外，繁华的街道，宽阔的马路，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行色匆匆的行人，湿热的天气……汪曼惊呆了，眼睛都不够用，看了这里，又忙看向那里，一切陌生又新奇的景象都告诉她，这是一座与三江截然不同的城市。
来接她的是邓大姐的女儿，建议汪曼来深圳的就是邓大姐。
“小汪，我看你最近老是看报纸，是不是在看招聘？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万安厂……呵，不行了，大家嘴上不说，心知肚明。你们年轻人跟我们这些老家伙不一样，不应该在这里蹉跎。不如去深圳吧，那是沿海城市，国家重点扶持，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全国的人才都往那儿挤，你去闯一闯，再怎么样也能长长见识。听我女儿说有好多外国企业都去深圳投资，工作机会比三江多得多。”
邓大姐的女儿帮汪曼找了一家百货商场做营业员，卖女装，底薪加提成，平均一个月可以赚四五百块，两个月赚的钱比得上在万安厂一年的工资了。
不过，这份工作比在收发室上班累得多，每天要站着上班差不多十个小时，有时候同事调班，她还得帮着上晚班，那就是从早站到晚，腿都没知觉了。在深圳的日子比汪曼预想的要苦得多，这里的确遍地是黄金，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赚到黄金。但是，她不后悔离开三江。
来到深圳，汪曼由内到外受了一次巨大的洗礼。
她第一次知道电视机有彩色的，第一次看到电冰箱，原来天气热了不是只能扇蒲扇，可以开电风扇，商场更好，有空调，不管外面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空调一开，凉凉爽爽，衣服不是必须用手洗，可以用洗衣机，宽阔的马路上排满了小轿车，仿佛这里人人都开车……